几乎每所大学都会高调宣称自己的崇高使命，纪宝成担心这些高调“只是一种高调而已”——“如果大学为各种市场利益集团服务，成为各种市场利益的代言人，甚至于大学自身变成一种趋利性的活动、一种盈利性的活动，大学的自主性根本谈不上，大学本身神圣的使命不可能完成。”
正在对大学造成伤害的还有它的管理者：政府。纪宝成说，政府要代表社会公众对大学进行管理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“我们需要政府来管理，来管方向、管规格、管标准；也需要学校更好地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，使学校自主得到发展。”
但现在的情况让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高兴不起来，因为“政府对大学一些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依然比较经常、比较普遍，有的人甚至把大学当成了一个政府机关的附属物，当成了工厂的一个车间来进行指挥，项目思维、工头思维比较严重地渗透到大学的管理当中来。各种工程把大学管得越来越紧，大学成天在各种评估、评审、检查当中过日子，其自主性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”。
越来越多的评审把大学逐渐推向了泡沫化
纪宝成的发言得到了朱清时的呼应。他和在座的校长们一起分享了他“修炼”10年才领悟到的思想：一所大学要持续发展，一定要在社会关注之下，在各个方面都要评估你的情况下，保持自身的安静，让我们的老师、学生坐下来好好看书、想问题。
大学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是什么？朱清时刚做大学校长时的理解是经费，“一定要有足够多的经费，因为没有钱，什么事都不用谈”。后来，他逐渐领悟到：大学要办好，比经费更重要的就是人才，“一定要有很好的人才”。又过了几年，朱校长明白了一点：大学要发展，除了经费、人才之外还要有硬件设施，比如也要有大楼，也要有各种设备。
直到最近，这位名校校长才突然醒悟：以上那些东西都有了之后还是不行，大学最根本的问题是要让大家静下心来读书想问题。他从一些中国古籍中受到了启发：元代开始建学校，目的就是建一个机构，让孔夫子学派那些人能够不愁衣食，在里边安静读书做学问，这就是中国学校的由来。在几百年前的欧洲也开始有同样的事情。
“10年之间，我们满怀豪情地去争经费、争人才、争硬件，猛然回头一看，一些学校正慢慢地失去它最根本的东西，一些大学校园里的人已经静不下心来读书想问题了。”朱清时说，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大学校长思维上的一个失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