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宁可累死也不能闲死。”于伟告诉记者，他也在为自己找事情做。在他看来，去年他做的最有实质意义的一件事就是给村民解答法律问题。他一共给村民解决了7个法律问题，“刑事民事的都有”。
前不久，他又找了一件他认为是有意义的事，但没有成功。今年植树节到来之前，于伟想发动镇里的村官植树，每个村官带两三个村民去种树，种树的地点于伟都选好了。他兴奋地去镇团委商议此事，“结果他们的态度出奇的冷漠”。在于伟看来这种态度是“对事不对人”。
镇团委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于伟的提议，似乎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考虑：“别说你说要办这事了，我们团委办些活动，征集资金都很难。”
于伟后来也想开了：“当然镇里有镇里的困难，还考虑到安全问题，所以没有支持这次植树活动。”
然而，最让于伟介意的是乡政府的态度，这让他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尊重，村官的地位也很尴尬。“平时我们和乡政府接触得多。我们在乡政府这一级别上处于边缘地位。乡政府特别忙的时候，会抽我们上来干一个月的活，等没事了，我们又回村里面。”
于伟告诉记者，在村里，书记和主任对他都还不错。但他也很少过问村里的内部事务。村里有重要的决策时，他采取的态度就是避开；村里财务的流向等重要事情他也都采取回避态度。
“第一，我出不了意见。第二，书记也不想让我们这样一个外人知道村里的内部事务。其实，村里的潜规则非常多，没有正规化的运作方式，都是靠3个领导合计。”
回避的不只是于伟，村里的会计、妇联主任都得回避。“村里3个领导商量到重要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看着差不多该说这些事了，就自然回避。连妇联主任都算是外人，我就更算是外人了。”
于伟到这里之后感觉“被闲置了”。“大多数书记不让你多管事情，不愿意你去创新，省得给他添乱子。”他感到矛盾和痛苦，一方面怕“添乱子”，另一方面他一直在寻找着做点什么事。“但可能跟个人能力有关，很遗憾的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