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张鸣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
只要我们的大学负责人没有办法摆脱目前的行政官僚角色，那么，他们最有效，最不浪费、最不遭人恨的事业，就是盖大楼了。
梅贻琦关于大师和大楼的名言，现今已经被人们说滥了。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，是说大学关键是要有大师，而不在于有没有大楼。这话人家不仅说了，而且用实践证实了。当年西南联大的大师们，就是在草屋平房里，培养出来中国迄今为止，依然令国人感到骄傲的大师，他们中的一些人，现在还活着。
然而，令人遗憾的是，我们现在的大学，却难觅大师的踪影，几个原先据说很有大师相的苗子，不知怎么就是长不起来。一说大师，人们只好拿几个老一辈的长寿者打哈哈，不厌其烦地让老人家发挥余热。
从南到北，无论哪个大学，都一个模样，只有大楼没有大师，这些年，大学可以骄人的业绩，正像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的那样，也就是盖大楼了。
盖大楼当然也是事业，有的大学并不讳言这一点，甚至自豪地称之为我们的大师大楼事业。应该说，在多少年教学设施短缺，教学和科研条件较差的情况下，校长们能筹来款项，把大楼盖起来，让教学和科研条件有所改善，也是一件不小的好事。虽然有些大学楼盖得奢华了一点，建了太多的校园五星级酒店、过于豪华的体育馆，以及大而无当、却又很费钱的大校门，但总的说来，中国大学的教学条件，比起十年前，的确改善了很多，这的确是个成就。
然而，大学毕竟是大学。它不是一个城市，更不是一个建筑公司，从本质上讲，大学，是不能把盖大楼当成自己的事业的。其实梅贻琦的说得很明白，只要有大师，有没有大楼，都是大学。
如果把1889年设立京师大学堂，作为中国大学的起点的话，一百多年的大学史，曲曲折折，到了西南联大的时代，已经走出来一条自己的路。然而，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，一刀切地改成苏式教育体制，二十几年下来，中国大学教育几十年走出的路，被彻底改弦更张。
改革开放以来，大家有共识，从苏式专才教育改成美式的通识教育，本身蕴含着大学的回归。只是，在百废待兴的基础上的回归，本身要求的是力度非常大的改革，贴近教育本质的改革，简单地说，只有改革，针对教育体制的改革，才会有我们今天念兹的“大师事业”。
